▲（左至右）扎波羅結哥薩克；葛利耶爾和蕭斯塔科維契、學生哈查杜量合照；《紅罌粟》紀念郵票
1920年，烏克蘭遭到波蘇戰爭波及，45歲的葛利耶爾從基輔移居蘇聯首都，在莫斯科音樂學院任教，協助重組音樂學院。當時的音樂學院長正是葛利耶爾的前老師伊波利托夫—伊凡諾夫。在政治上，伊波利托夫—伊凡諾夫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獨立性。1922年，他擔任作家和作曲家協會主席，但沒有捲入蘇聯音樂家之間關於鼓勵音樂新發展、或培育無產階級藝術形式的兩派爭論。在這方面，葛利耶爾可說依循老師的道路。
當時布爾什維克當權者對舊時代知識分子和文化多所猜忌、批判，甚至試圖徵收音樂學院，移作他用。葛利耶爾也受到極大壓力，儘管如此，他還是和伊波利托夫—伊凡諾夫等盡力為晚輩和學子抗辯，使音樂學院得以續存，且幾乎所有的教職員工都得以留在崗位上，維繫俄羅斯音樂教育傳承。
至1941年約20年間，葛利耶爾教導了幾代蘇聯作曲家，著名者包括：達維堅科（Alexander Davidenko）、阿拉姆．哈查杜量（Aram Khachaturian）、亞歷山德羅夫（Boris AlexandrovichAlexandrov）、拉科夫（Nikolai Petrovitch Rakov）、莫索洛夫（Alexander Mosolov）、克尼珀（Lev Knipper）。
烏茲別克猶太裔作曲家克蘇萊曼．尤達科夫（Suleiman Yudakov）日後回憶：「我們常在他家中學習。他總是帶著友善的微笑向我們打招呼。走進他的房間，我們學生立刻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、細心、細膩，同時也感受到老師的嚴格。」葛利耶爾以極高的熱情教學，試圖提振學生對整體音樂和鑽研作品的興趣。尤達科夫指出，老師特別關注經典音樂：「只有掌握了後者的基礎知識，作曲家才能夠（而且應該）走出自己的路」。
「來自不同民族共和國的作曲家都在葛利耶爾的指導下學習。如你所知，在戰前的那些年裡，葛利耶爾已經是東方（亞塞拜然和烏茲別克斯坦）音樂文化和烏克蘭、布里亞特、巴什基里亞等民間藝術方面公認的專家。向我們展示並仔細地解釋他自己的經驗，探討處理各種民間文學藝術材料的方法，以及可能還有哪些方法。但同時，他總是告誡，他教授的技巧僅屬通用性質，每位作曲家，如果他真正擁有才華，最終必須釐定自己的個性、自己的獨特風格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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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扎波羅結哥薩克》（The Zaporozhe Cossacks） in F Major, Op.64 （1921）
當時所有的舊時文化組織也都遭新政府解散，葛利耶爾和老師伊波里托夫——伊凡諾夫、老學生米亞斯科夫斯基等幾位「老一輩」著名音樂家都支持將原本的皇家俄羅斯音樂家協會改組，並參與新協會運作，得以繼續舉辦音樂會等活動，推廣音樂，培養聽眾。
隨著師長前輩老大凋零，步入中年的葛利耶爾的樂壇地位愈受重視，還曾受聘擔任莫斯科人民教育部音樂科科長，兼任國家音樂出版社的編審委員，1937年領導莫斯科的蘇聯作曲家協會，1939-1948年任蘇聯作曲家協會組織委員會主席等。
如此，葛利耶爾常被認為是第一位回應蘇維埃政權的重要作曲家，甚至蘇聯音樂文化的建立者。但是，實際上，在創作方面，葛利耶爾的風格大致可謂數十年如一日，當年頗見新意，如今相對顯得保守，所以不違背官方標準，但政治化的成分並不多。
在行動方面，無論帝俄末期、或是蘇聯早期各種政治化的音樂團體中，都很少看到葛利耶爾的身影，還曾在蘇聯時期遭批評對政治方向缺乏興趣。多年來，即使在無產階級組織，或教育人民委員部等公部門擔任職務，他真正的工作中心其實仍是學院和劇院。只是，由於葛利耶爾的蘇聯樂壇地位具指標性，他對音樂文化的正常參與，難免遭到西方和後人戴上有色眼鏡看待。
長達8-9年的創作空白期後，1921年葛利耶爾推出《札波羅結哥薩克》，題材來自伊利亞．列賓（Ilya Efimovich Repin）1891年的著名畫作《札波羅結哥薩克致土耳其蘇丹的回信》中所描繪的史事：居住在烏克蘭第聶伯河畔的札波羅結哥薩克人，在早先的戰役中擊敗鄂圖曼土耳其軍隊，1676年鄂圖曼帝國皇帝穆罕默德四世卻傲慢地下最後通牒，要求哥薩克臣服。由伊萬．謝爾科領導的哥薩克人回覆以一封充滿褻瀆下流與侮辱語詞的信：「你這婊子的雜種，不該來管基督子民的事；我們不怕你的軍隊，大海和陸地見證，我們會與你作戰!」在列賓的時代，人們普遍將哥薩克人理想化為無拘無束，如列賓所讚美：「這群崇高的人！沒人能如他們一樣擁有如此自由、平等和友愛。」
《札波羅結哥薩克》曾被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花費35,000盧布購得，成為當時最高價的俄羅斯國畫作，後來一直被陳列在聖彼得堡的俄羅斯博物館裡。該畫作及書信內容被後世許多作品引用和模仿，包括現實中政治人物和國家之間的抗議信，電子遊戲《歐陸風雲IV》、《哥薩克：歐洲戰爭》，還有動畫《喜羊羊和灰太狼》等影視作品。
葛利耶爾嘗試創作出「與人們對話的音樂」，具有他的典型風格。宏大的序奏作為鋪墊，接著描繪哥薩克人面對土耳其蘇丹的來信威脅時的自豪和決心。當哥薩克人嘲笑蘇丹的信時，以音樂巧妙描繪笑聲。在哥薩克舞曲後，終曲以愛國氣氛的俄羅斯曲調達到高潮──任何看過紅軍合唱歌舞的人，都會立即認出這相似的形式。
《扎波羅熱哥薩克》後來於1926年被修改為芭蕾舞劇，而蘇聯代表性的「紅軍歌曲樂團」1928年方正式成立，又至1935年才擴編為「紅旗歌舞團」。如此，難怪葛利耶爾被視為「蘇聯音樂文化的建立者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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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歌劇《薩赫—辛涅姆》 （"Shakh-senem"op.69）選段
葛利耶爾從青年時期就持續認真研究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民間歌曲，也收集其他族群的音樂（特別是亞塞拜然），並深入研究各民族的文化及民間傳統，以這些訊息資料為基礎，創作出充滿各民族特色的新作品。
由於對民間音樂理解之深，葛利耶爾經常受邀或被派遣，前往蘇聯一些較偏遠地區，協助當地音樂家「創造」民族音樂風格——當然，那必須符合社會主義「藝術為人民服務」的現實主義宗旨，主要是指：音樂應該能為各階層人民能理解，所以節奏、風格等不能太過複雜。最重要的是，必須完全沒有任何「形式主義」傾向，所以不能追求新穎前衛。
1923年，葛利耶爾受亞塞拜然人民教育部邀請，前往巴庫（Baku），研究亞塞拜然民間音樂，同時幫助當地音樂文化發展。他在1923-1925年之間創作歌劇《薩赫－辛涅姆》，隔年在巴庫首演。劇本取自於16世紀的一個民間寓言故事：封建制度中，城主美麗的女兒薩赫—辛涅姆，愛上歌頌自由的貧窮歌手阿舒格．克里布。當專制與自由對峙，女主角選擇參與革命，追求愛情與自由，最終真誠的愛情獲勝。
雖然當葛利耶爾試圖區分亞塞拜然的民間曲調（Mougams）與伊朗民謠分開時出現困難，最終不得不採納一些可能由伊朗流傳到當地的曲調，然而《薩赫－辛涅姆》全劇引用了30多首民間旋律，結合從葛令卡到史克里亞賓的俄羅斯經典音樂遺產的精緻手法，還有一些東方主義交響風格，被認為是蘇聯—亞塞拜然歌劇傳統的基石。
▲《紅罌粟》（The Red Poppy; Красныймак, Op.70, 1949年修訂）
1920年代，葛利耶爾的主要創作方向轉向芭蕾舞音樂，不過，最初的《埃及豔后，埃及之夜》（Cleopatra, Egyptian nights）等受到的關注有限。從巴庫回到莫斯科後，他著手新舞劇音樂，並曾表示：「我持續工作，以了解人民的主要訴求。」
1927年，《紅罌粟》在莫斯科大劇院首演，大獲成功。這是蘇聯第一部現代革命主題的芭蕾舞劇，標誌著新型態的舞劇誕生，所以葛利耶爾被譽為「蘇聯舞劇之父」。
《紅罌粟》的劇本由米哈伊爾．庫里爾科（Mikhail Kurilko）撰寫，劇情以中國共產革命為題材。故事描述：1920年代（民國時期）的某處港口，蘇聯水手協助一群遭到壓榨的碼頭工人，反抗大英帝國主義支持的資本家。中國女主角桃花（Taï-Choa）對蘇聯船長的義舉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致贈一朵紅罌粟花，作為愛的象徵。
當桃花的未婚夫、冒險家李燦福（Li-Chan-Fou）得知此事後，嫉妒不已，於是要求她殺死船長。桃花不僅大義凜然地拒絕，還在隨後碼頭發生的騷亂中，為了拯救心儀的蘇聯船長而犧牲自己，最後不幸遭到殺害。她死前手握著紅罌粟花，送給另一位年輕中國女孩，象徵革命理想的傳遞，勸告人民繼續爭取自由的鬥爭。
《紅罌粟》1927年6月14日在莫斯科大劇院（當時在蘇聯統治下更名為「第一人民國家歌劇和芭蕾舞劇院」）。樂團由尤里．費耶（Yuri Fayer）指揮。因為大受歡迎，一年半後，1928年12月23日，該劇就在莫斯科舉行第100場演出。
《紅罌粟》作為宣揚共產革命精神、最早的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」作品之一，其基本架構為後來許多蘇聯舞劇沿襲，包括蕭斯塔科維契《螺栓》、《黃金年代》和哈查杜量《加雅涅》，後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樣板舞劇如《紅色娘子軍》亦頗有影響。
雖說劇情本意宣揚共產主義思想，塑造人民為社會公理而戰鬥的英勇形象，但是《紅罌粟》中一些內容卻在中、蘇兩國都造成誤解：因為紅罌粟在西方國家被用以向赴戰場傷亡的戰士們致敬，在共產國家亦具有革命或是犧牲的含意，但在東亞卻首先令人聯想到毒品鴉片，所以舞劇曾在傳入中國之初引發疑慮而停演。另一方面，蘇聯當局為免人們錯誤地將罌粟花與馬克思主義的格言「宗教是人民的鴉片」聯繫起來，亦於1949年要求將芭蕾舞劇更名為《紅花》（The Red Flower; Красныйцветок）。
同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國際政治和局勢變化令人難以捉摸，如：1943年《紅罌粟》在美國上演，由於當時正值二戰，美國、蘇聯和中華民國結盟抗日，所以原本舞劇裏的中國反派李燦福被改成一個日本酒吧老闆；純蘇聯人的水手群中也加入（原本的幕後大反派帝國主義）英國人和美國人。又如2010年的新編版本，儘量減少政治意味，還加入中華上古神祇女媧一角。
無論情節如何隨著政權策略或意識形態修改，葛利耶爾的配樂大致維持一貫風格，《紅罌粟》混合了來自德利布、奧芬巴赫到史克里亞賓的影響，不過，每當中國人角色跳舞時，都盡量使用五聲音階。
除了舞劇大獲成功，配樂精選改編的《紅罌粟》管弦樂組曲也在音樂會廣受歡迎，特別是以著名俄羅斯歌曲《小蘋果》（Яблoчко）進行一系列精彩變奏的「俄羅斯水手之舞」（其實在樂譜和劇本中原為「蘇聯船上的水手之舞」，因在歐美上演而改名），常被單獨演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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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產階級集體農場的幸福「劍舞」——哈查杜量：舞劇《加雅涅》（Khachaturian: Gayane）
▲《布里亞特—蒙古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英雄進行曲》（Heroic March For The Buryat-Mongolian ASSR, Op. 71）